在张知秋殚精竭虑地开始考虑自己日后地口腹之欲的时候，却是已经有人撕心裂肺地开始想念和惦记着他这个人了。
这个让张知秋在这个清冷的早晨连打三个喷嚏的家伙，自然便是忻州营的虞候大人张继宗、张文良了。
原本张继宗的字是“温良”二字的，但他觉得太过直白粗俗，便不动声色地改为了“文良”，好在读音相同，倒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事实上，作为一个不得不沦落到军营中混饭吃的文人，张继宗也绝对算得上是那种穷途末路地落魄文人了，这种人自然也是不会有多少文人朋友的，即便是原来有一些，后来也都有意无意地淡了。
不过，今昔不同往日了。
自打忻州辎重营在大同附近无名山口地这一仗打下来之后，作为一只原本籍籍无名地无根募军，忻州营如今却是已然一飞冲天，成为了一只炙手可热地王牌劲旅，被无数地人所追捧。
同样地，作为在这一仗中放异彩地军中文职第一人，张继宗这个虞候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如今和一帮地方文官们也是称兄道弟、左右逢源，一时间风光无两。
不过，包括张继宗在内，忻州营的将佐们高兴地日子没过三天，接下来的却是无穷无尽地受苦受难了。
大明朝是以武立国，当年这江山也是真刀实枪地拼出来的，但是二百多年下来，原本不可一世地大明官军，如今已然羸弱老朽、几乎便是不堪一击了。
事实上，在当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精锐尽失之后，军队的主力便逐渐地转向了募军，他们的定位，有些类似于现代地雇佣军，但也还有所不同。
在开始的时候，募军的兵与将也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带领军队的将领自己并不负责招募士兵，也不承担对士兵的给养，这些工作由另外的专门机构来执行。
但到了崇祯时期，募军的规制也已然和其他所有地一切一样，不可阻挡地开始崩溃了，也就有了忻州营这样整只部队都沾亲带故的家族式部队，而他们的战斗力，除个别队伍之外，也已然是普遍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了！
在这个时代，即便就是边军，其最大的倚仗和最强的战斗力，也都是来自于主将的私军，通常对外号称“家丁”的便是。
所谓地上行下效，在大明的军事体系中，所有百户以上地武将没有不豢养私军的，而他们通过吃空饷和克扣军资、军饷等捞来的银子，有相当地一部分，却是要花费到这些私军上的，这也是他们立身保命地根本所在。
忻州营的异军突起，使所有人震惊于他们逆天的战力——几乎让人不敢置信！
战后的统计表明，死在辎重营那小小地环形营地之外的鞑子和马匪，足足有上千人之多，这让那些素日里斩杀个位数的蛮族便向京师报捷地举国边军，真的是情何以堪！
至于说大明上下对于蛮族惧怕到了何种程度，这从朝廷对于士卒军功的奖赏中，便可略见一斑了。
明军对于杀敌后的奖赏分的很细，具体为：蛮族人头一颗，纹银二十两；衣服盔甲一套，五两；弓箭腰刀一套，五两，而缴获的马匹，也还可以自己留下来。
如此算来，杀掉一个正在作战的蛮族，可以获得纹银三十两，以及价值不下于二十两的军马一匹。
在这个时代，一两纹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折合现代地七百至一千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杀掉一个蛮族，可以得到人民币五十万元！
五十万元一条命，当初张知秋在算明白这个帐的时候，也是毫无形象地口水直流的，但思来想去之后，他还是断然地拒绝了张继宗等人的好意，毅然地跟着老孙头回家为民了。
对于忻州营地千户张建东来说，他现在最为头疼的，便是这几些个军政大佬所伸出来的橄榄枝，根本便是接也接不得，拒也拒不得！
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乱伸手的官员有很多，毕竟有着如此实力的军队，又有哪个人会看着不是垂涎欲滴，但随着事态地发展，最后还敢存了这份心思的，便是只有两个人了。
这两人之中，地位较高的是山西巡抚耿如杞，他是山东馆陶人，在崇祯元年三月（1628年）上任，很是自诩怀有一番报国之心的。
山西巡抚的正式名称是“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在兼管军事的时候，还要加“提督”衔，地位在掌管一省军务的都指挥使之上。
而敢于从耿如杞口中夺食的，便是大同总兵胡云峰了。
胡云峰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耿如杞这个山西巡抚管不到他的头上，在这个时代，大同是边关重镇之一，另有自己的巡抚，并不隶属于山西。
另外，从部队的体系上来说，巡抚所统辖的，是地方驻军，而胡云峰这个大同总兵，却是在旗下汇聚着大明全国十二分之一的军力，属于边军。
但要从政治地位来说，作为文官的正二品巡抚耿如杞，却又还在胡云峰这个正一品地总兵之上了。
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有优势也全都难以得罪，张建东等人这些天所头痛的，便是由于此事。
张建东在甫一开始之时，还兴高采烈地频频出席于各种庆功宴席，但从第三天起，张千户便“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了，而将要晋升为副千户的张建西，这时也同样“内伤发作”，同张建东一起病倒在太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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