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手抄的族谱，张老太爷在第二天一早当着张克俭的面烧为了一团灰烬，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便将他赶出宗祠。
好自为之。
对这四个字，张克俭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
也就是在那一刻，那个年轻地乞丐终于彻底地从张克俭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张克俭此刻已然认定，自己正是那张士诚的嫡系子孙，并肩负着逐鹿天下、重振大吴的重任。
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人直接地和他说过“是什么”或要“干什么”，但许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那种润物无声的风格，这些年来一直都贯穿于张克俭的整个人生之中，也对他日后的行为准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这种内敛和含而不露、绵里藏针的狠辣作风，才更符合大明文官体系的整体风格，所有最终能够得以爬到高位的大明重臣中，莫不如此。
至于那些特立独行、个性分明、不够“稳重”的人，要么一生蹉跎，要么也很快便消失在官场之中，即便是能于机缘巧合之际偶露峥嵘，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自此张克俭更加地勤学苦读，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调教他的老师并不再局限于一人，这些人短则二、三日，长则一、二月，会来到张府位于通州郊区的一座农庄内授课解惑，而与张克俭一起学习的人，则有数十人之多。
张克俭也曾经仔细地辨别过，这些人中他只认出一人，就是一个同样考中秀才的张家子弟，而那些以往曾经共同学习、但却没有考中秀才的同窗们，则一个也没有发现。
不过，在这个农庄内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互不通名姓，而且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面戴牛皮面罩。
事实上，张克俭也只是在见到和听到不同的身形、声音和不同的动作习惯后，才能猜测到面前的坐师已然换人的，但他们却都只有一个共同地称谓：张先生。
除先生讲课之外，所有学员间是不能互相说话沟通的，所有地学业问题，也一概都是以标准地台阁体书法写在纸上询问。
所谓“台阁体”，也就是清朝所称的“馆阁体”，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其实就是现代所说的“楷书”。
从明朝开始，在科举试场上，便必须使用这种书体，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如今所谓的个性。
是以，作为一个明朝读书人，写好一笔蝇头小楷只不过是其最起码的基本功，一个人如果写的字不过关，那么哪怕是再有才学，也是无缘与官场的，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摆在桌面上的“潜规则”。
其实，现代报刊、杂志上的楷体字，也算得上是当代官方所使用的书体之一，其字形就很近似于明朝台阁体。
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样的字体，也是有严格地规则和规定的，比如现代公文所采用的文字，就指定为采用宋体字和仿宋体，此外还用黑体字来做文头。
除字形之外，对于字号大小等等的许多细节，在官方的使用中也是有着明确地规定的，不一而论。
这种古怪地学习过程，一直延续到张克俭考中进士时为止，在这几年里，张克俭甚至没有结识到一个同窗。
事实上，除了身形之外，这几十个人彼此都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他人的面容，也从来都没有彼此地说过一句话！
之后张克俭可谓一帆风顺，在官场上也是青云直上，以其二甲三十六名地进士身份，他是那一届进士中仅有地几名能够得到实缺县令职务之人。
而一甲第一名地地状元，如今也还不过仅仅是个翰林院普通地七品翰林而已，更多的进士们，不过是些八品、九品地不入流官员。
而最多的，则是连官职都没有地候补官员——经过二百多年地发展，大明朝地官员系统已然是极其地庞大而臃肿不堪，冗员之多，已然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当然，忻州县令在当今并非是什么肥缺了，在经过定襄县地破城之役后，彼此间仅仅数十里之遥的距离，足以吓退大多数妄图太平升官、安稳发财之人。
但是张克俭不怕，他甚至非常欣喜于自己能够在这特殊时期来到这特殊之地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在这里，张克俭所要做的事情有许多，但他最想要做的，便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来。
这种想法，如果是在大明的其他地方，那可能仅仅只是个梦想，但是在这俨然已是前线之地的忻州，却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这种特时期和特殊地域，作为地方官，只要时机成熟，张克俭尽可以建立一支准军事组织，这就是团练，类似于现代地民兵，而这是一只可以完全掌控在地方官手中地力量。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尽管非常地“袖珍”，但忻州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地府属州城，其下辖的唯一属县，便是如今已然沦为废墟地定襄县。
对张克俭而言，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忻州如今还是一个知州空缺的州城。
如果在这场对蛮族地战事中能够获益的话，就地升任忻州知州，也并非是一件不可能地事情。
张克俭的眼界，也并非仅仅只是这一个小小地七品县令，他的目标便是这个六品知州，而为了达成这一个目的，在朝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有意无意地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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